“中国应该加快形成国际科技界所认可的研究结果 ，为中国的气候变化行动和加入气候变化的外交谈判 ，提供有力的支持 ，进而提高在气候变化的国际‘话语权’”。在5月7日的国际综合防灾减灾与可连续生长论坛上 ，国家减灾专家委主任秦大河称。
会上 ，秦大河宣布陈诉指出 ，目前发达国家凭借技术优势 ，设立绿色贸易壁垒 ，其生长低碳经济技术都走在世界前列 ，掌握了气候变化的主动权 ，但是实际上中国的碳排放 ，有14.5%-24%是发达国家通过工业转移 ，进而排放到中国的。
凭据联合国的2010年中国人类生长陈诉 ，到2030年中国的碳排放总量可以到达峰值 ，今后开始下降 ，但是中国需要从国外引进绝大部门自己无法掌握的技术 ，这些技术似乎难以从国外通过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免费获得。
华中科技大学知识产权战略研究院院长朱雪忠对记者分析 ，尽管目前巴西、印度等生长中国家 ，在去年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强调 ，发达国家应该对生长中国免费提供低碳技术 ，这可以接纳强制许可制度 ，但是实际上这些技术都掌握在发达国家的企业手中 ，未必就愿意无偿提供技术给生长中国家。
“我的建议是 ，发达国家援助生长中国家资金 ，生长中国家再从发达国家的企业手中买低碳技术的专利 ，这个路径是行得通的。”朱雪忠对记者体现。
70%的减排核心技术需“进口”
中国迈向低碳经济可能要支付不小代价。
4月15日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外宣布了《2010年中国人类生长陈诉――迈向低碳经济和社会的可连续未来》（以下简称《陈诉》） ，陈诉称中国实现未来低碳经济的目标 ，至少需要60多种主干技术支持。而在60多种技术里面其中42种技术中国目前不掌握核心技术。
也就是说 ，对中国而言 ，70%的减排核心技术需要“进口”。
“中国要找到一个最佳的、优化的技术方案、技术战略来支持我们建设低碳经济 ，因为 ，技术选择在一定水平上也决定了中国未来的排放水平。”该陈诉主笔人、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邹骥体现。
显然 ，核心技术不掌握在“自己”手里 ，自然会支付更多的购置成本。据邹骥估算 ，如果“不惜一切代价减排的减排情景”（即接纳高昂的技术 ，如电动汽车、第四代核电以及碳捕捉和储存）测算 ，到2050年 ，减排的投资成本会到达国内生产总值的6%。
如果按此估算 ，中国购置这些核心技术 ，资金压力显而易见。能否借鉴药品行业的强制许可制度来低价获得这些技术？
“实施强制许可的须要性在绿色技术不如药品那么明显。”朱雪忠对记者分析 ，原因是 ，什么叫绿色技术范围的界定就很困难 ，好比狭义可以理解为种种节能环保的技术 ，广义理解则绿色技术的范围更大 ，各国、各地方、各行业界定也纷歧样。
同时绿色技术的可替代性很强 ，不像药品的依赖性那么强。“气候问题是具有累计性的 ，不像公共健康那种突发性 ，因此它的强制许可的须要性也不如药品。”朱称。
最要害的是 ，强制实施效果很有限 ，主要是因为 ，强制许可只适用于专利技术 ，在绿色技术领域里面 ，有很多都不是专利技术 ，如果是技术秘密 ，就不能使用强制许可。好比国防的很多保密专利。
而且 ，通过强制许可获得的技术很难获得专利权人的配合 ，“一项技术的实施 ，特别专利技术的实施 ，如果没有专利权人的配合 ，这个技术实施的效果可能要大打折扣。”
碳预算求解资金难题
中国气候变化问题智囊团成员 ，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委员林而达告诉记者 ，目前国际间有关低碳技术的转让谈判并未告竣一致意见。但一般看法认为 ，知识产权问题不应该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障碍。
生长中国家主张 ，一些相对水平较低的技术 ，可以通过强制转让专利给生长中国家 ，而一些高端的技术 ，发达国家的政府应该购置后转让给生长中国家。
“不外 ，最先进的技术 ，好比碳储存 ，碳捕捉技术 ，预计转让的难度很大。发达国家向生长中国家援助资金 ，这其中的一部门应该被用于向发达国家的企业购置技术。”他说。
他指出 ，目前发达国家援助生长中国家几多资金 ，以及哪些技术 ，迄今仍没有定论 ，但一定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世界银行的研究认为 ，中国在2025年左右碳排放可以到达峰值。为此 ，每年单元GDP能耗需要下降4.3% ，预计2020年单元GDP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50%以上。为此 ，未来20年中国每年需要从海外净增加640亿美元的追加投资 ，用于提升能效和生长可再生能源的特别成本和风险。
中国社会科学院都市生长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潘家华判断 ，通过实施碳预算的措施 ，发达国家可以向生长中国家获得购置碳排放权 ，这使得生长中国家获得资金 ，这些资金可以用于购置发达国家企业的低碳技术。
不外 ，短期内 ，上述难以实现。“现阶段 ，发达国家与生长中国家的碳市场交易机制并不存在 ，所以这些国家进行碳排放权的交易的可能性不大。”在日前举行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0.经济学）“碳预算与气候公正”会议上 ，该中心副研究员陈洪波称。
他认为 ，基于碳市场的不成熟 ，中国与印度没有条件进行排放权市场的运作 ，至少是在短期内 ，即2020之前。因此 ，更有可行性的是生长CDM（清洁生长机制） ，或者执行选择性的工业的部门减排交易。这些规则应由各个国家内部制定 而不是国际性的。